「北京法源寺」是一本歷史小說，也是一面明鏡，借由故事中的人物言論、劇情發展來反應現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讓讀者用先人的眼光、歷史的眼光來檢視自己、檢視社會、檢視所處的時代，而反應出種種的問題。
故事是發生在清朝，一個中國傾頹的時代。
故事一開始便借由袁崇煥的死亡引出法源寺這一座貫穿全書的寺廟，法源寺建於唐朝，唐太宗由於出兵高麗國失利，死亡十餘萬人，所以最後再幽州，也就是北京，建蓋了一寺廟名為「憫忠寺」藉以禱慰死者。寺中的一座大樓，名為憫忠閣，蓋的極高，當時人們有諺語：「憫忠高閣，去天一握。」
後來因為不斷改朝換代，憫忠寺曾經埋沒於時代之中，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把它改名為「法源寺」，乾隆於憫忠寺親題「法海真源」四字高掛於廟堂，「憫忠寺」才真正開始稱為「法源寺」。歷史不斷的在演變著，這一座古物只是靜靜的看著史事流逝。
「憫忠寺」所存在的意義，並不完全為了超渡死者，也是為了覺悟生者。要為歷史的錯誤留下證據，為了提醒後人，為了覺悟後人。就如同現今政府所制定的「二二八紀念日」一樣，一種紀念，也是一種提醒，莫忘記過去所發生的事件。
本書中對於生死有著諸多討論，先後葬於法源寺的人物，他們有著類似的背景，也就是身處在變動不定的時代，也是因為他們所抱持的信仰而死。南宋謝枋得因為效忠宋朝，不肯屈就於元朝，最後在法源寺自殺身亡了，他可以選擇不死，選擇效忠元朝，但他卻選擇了死。
「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
他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
他的忠心，也就是他的信仰。至於他所忠之宋朝，也是為奸臣所篡奪到的政權，說起來謝枋得是效忠一位奸臣所建立的政權。
好比如譚嗣同最後的死亡，由於戊戌政變的失敗，康有為及梁啟超等變法人事一一逃至海外尋求政治庇護，譚嗣同原有許多機會逃出，但是終究選擇了死亡，為什麼呢？原因是當時的中國若想要改變傾頹的現況，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變法派，另一條則是革命派。原本譚嗣同與大刀王五等人是走革命一派，但是他後來受到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影響，因而轉變成為康有為帶領的變法派，這樣的一個改變對於當時革命派的同志自然是無法信服，而如今戊戌政變失敗，譚嗣同的選擇，同時也算是告訴全中國的人變法的路是行不通的，還是得走革命的路。他的死，是要提醒後人，莫走改良之路，必須要革命，所以他以他的血、他的生命來留下證據，留下證明。也印證了：「流血，是革命的第一步。」
故事中借由譚嗣同與大刀王五等人之間爭論該走改良之路抑或走革命之路之中，運用滿人與漢人之分呈現目前台灣社會每每因為選舉被人提及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問題，令人想到臺灣的省籍情結，只要對老百姓有好處，誰管皇帝是胡人漢人？只要是個好政府，誰管是誰當政？人民的訴求總只是簡單純樸，只要日子過得好，便是最大期望。自古以來中國的種族問題，因為多次的民族融合而產生。
書中一位人物張蔭桓，因為與康有為同鄉，政變失敗之後，也被牽連入獄，他是當朝辦外交辦理外交的第一把手，靠著這麼一個大頭銜，免去了不少的皮肉之苦甚至受到了禮遇，書中寫道：「朝裡有人好做官，牢裡有官好做人。」對於獄所中的描述，也對應起作者在於白色恐怖時期的親身遭遇。面對著種種牢獄之中的苦頭，作者也只能一一承受。
戊戌政變失敗之後，譚嗣同決心已死證明，為了他的信仰而死。幾經與梁啟超之間的爭論，先後又有許多人去與他勸說保住性命。譚嗣同以專諸的母親、田光、月照等人的例子來證明「可以不必死，但他卻要死」一種崇高的精神。更加以證明譚嗣被逮捕前對梁啟超說了一段話：
「唉，卓如，別以為我死了，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沒死的我，你的一部份生命已隨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隨你形影長生。」
專諸的母親為了讓專諸完成一個目的，所以用一死，並且先死給兒子看，使兒子不在為矛盾所苦，沒有牽掛，堅定決心，去完成那個目的。並且因為他的先死，雖然他沒有參予專諸的行動，也不需要他的參加，但是等於參加，他用行動先走一步給兒子看。將自己推到毫無餘地、毫無僥倖的地步。原本可以不死，但他卻要死。這正是譚嗣同所要表達的意思。以死來讓生者覺悟，讓生者更堅定信仰而行。之於梁啟超，之於大刀王五，之於革命，之於救皇上。因為他的死亡，而使他們的精神同在。
佘法師說道：「致齋在心，吃素是一種精神，精神影響了行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錯了。魚與肉叫腥，臭菜─蔥、蒜、韭菜等等─叫葷，大家以為葷是魚和肉，所以吃齋只是不吃魚肉，而大吃臭菜，這是精神上先沒了解吃素的真義；至於有的廟裡大做素雞素鴨，那簡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葷，一點也沒有吃素的本意了。」
不免讓人想起現代人只顧理佛儀式，而漸漸忘記佛法原是導人向善，佛學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廟本身卻是唯物的，大舉興建廟寺，縱使再大再鼎盛，也只是唯物，由心做起。現代將佛法過於有形化，念經、打坐、法會，舉凡各種宗教儀式，四處可見。早已偏離了佛法原本所要傳達的意義。更是有不法之徒打著佛法之名，而四處行騙，更是現今社會的一大詬病。
書中說道：「周朝滅商朝以前，也先問卜，結果竟是不利，大家都害怕了，姜太公把烏龜丟在地下，用腳去踩，說死骨頭那裡知道什麼吉凶？於是周武王還是出兵了。在中國歷史上，除非這種英雄豪傑，沒有人敢打破這種傳統的信仰。」
此段話表達的是只有英雄豪傑敢打破這種傳統的信仰，而對於尋常百姓，也只能相信這種占卜吉凶的方法，是守舊，是傳統，卻也因此而滯留不前，不朝著新的時代與情勢前進，固然不是只傳統不好，也不是全然的無可取之處，而是這種求天助而不自助行為，應該斷然改去，才能創出新的局面。
「佘法師說過：『袁督師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後正好碰上明清兩個朝代，明朝說他是清朝的，清朝說他是明朝的，……個人在群體鬥爭的夾縫中，為了群體犧牲了還不說，竟還犧牲的不明不白。……』如今，輪到康有為自己了。」
「你的命運註定要為時代殉難，你超不過你的時代；譚嗣同精神和身體都早為時代殉難了，你的身體活下來，但是你的精神卻早已同譚嗣同一塊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為一生為了改變再傾頹時代的中國，從一開始上萬言書，因為在朝中無人為他交呈萬言書給皇上，他選擇以退為進，一步步加強自己，先考上舉人，成為進士，受到翁同龢的賞識，借而引薦給光緒皇帝，暢談自己變法的理念，獲得這大好機會。雖然戊戌變法失敗了，但在歷史上也因為為他留了名，他對於時代是有貢獻的，如同普淨所說，康有為為時代殉難了，同譚嗣同一起死去了。
到了最後，他也因為生存在兩個時代變遷中，碰上了清朝，清朝說他太先進，碰上了民國，民國說他太落伍。在夾縫中，他也為群體犧牲的不明不白。被席捲在時代的變遷當中。
李敖先生在這一部小說中，不僅是闡述一個歷史故事，在於鬼神、生死、家國、朝野、情理、常變、因果……諸多論述中，借古諷今，讓讀者可以借由故事而自省，不在沉溺於傳統過去，以及現在社會現象中諸多錯誤。
作者也是身處於一個變動的時代，政治的變動，其實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一直在變動的，沒有停滯不前的時刻，只是留名歷史的，無非不是被時代所及席捲的人物。
故事是發生在清朝，一個中國傾頹的時代。
故事一開始便借由袁崇煥的死亡引出法源寺這一座貫穿全書的寺廟，法源寺建於唐朝，唐太宗由於出兵高麗國失利，死亡十餘萬人，所以最後再幽州，也就是北京，建蓋了一寺廟名為「憫忠寺」藉以禱慰死者。寺中的一座大樓，名為憫忠閣，蓋的極高，當時人們有諺語：「憫忠高閣，去天一握。」
後來因為不斷改朝換代，憫忠寺曾經埋沒於時代之中，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把它改名為「法源寺」，乾隆於憫忠寺親題「法海真源」四字高掛於廟堂，「憫忠寺」才真正開始稱為「法源寺」。歷史不斷的在演變著，這一座古物只是靜靜的看著史事流逝。
「憫忠寺」所存在的意義，並不完全為了超渡死者，也是為了覺悟生者。要為歷史的錯誤留下證據，為了提醒後人，為了覺悟後人。就如同現今政府所制定的「二二八紀念日」一樣，一種紀念，也是一種提醒，莫忘記過去所發生的事件。
本書中對於生死有著諸多討論，先後葬於法源寺的人物，他們有著類似的背景，也就是身處在變動不定的時代，也是因為他們所抱持的信仰而死。南宋謝枋得因為效忠宋朝，不肯屈就於元朝，最後在法源寺自殺身亡了，他可以選擇不死，選擇效忠元朝，但他卻選擇了死。
「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
他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
他的忠心，也就是他的信仰。至於他所忠之宋朝，也是為奸臣所篡奪到的政權，說起來謝枋得是效忠一位奸臣所建立的政權。
好比如譚嗣同最後的死亡，由於戊戌政變的失敗，康有為及梁啟超等變法人事一一逃至海外尋求政治庇護，譚嗣同原有許多機會逃出，但是終究選擇了死亡，為什麼呢？原因是當時的中國若想要改變傾頹的現況，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變法派，另一條則是革命派。原本譚嗣同與大刀王五等人是走革命一派，但是他後來受到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影響，因而轉變成為康有為帶領的變法派，這樣的一個改變對於當時革命派的同志自然是無法信服，而如今戊戌政變失敗，譚嗣同的選擇，同時也算是告訴全中國的人變法的路是行不通的，還是得走革命的路。他的死，是要提醒後人，莫走改良之路，必須要革命，所以他以他的血、他的生命來留下證據，留下證明。也印證了：「流血，是革命的第一步。」
故事中借由譚嗣同與大刀王五等人之間爭論該走改良之路抑或走革命之路之中，運用滿人與漢人之分呈現目前台灣社會每每因為選舉被人提及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問題，令人想到臺灣的省籍情結，只要對老百姓有好處，誰管皇帝是胡人漢人？只要是個好政府，誰管是誰當政？人民的訴求總只是簡單純樸，只要日子過得好，便是最大期望。自古以來中國的種族問題，因為多次的民族融合而產生。
書中一位人物張蔭桓，因為與康有為同鄉，政變失敗之後，也被牽連入獄，他是當朝辦外交辦理外交的第一把手，靠著這麼一個大頭銜，免去了不少的皮肉之苦甚至受到了禮遇，書中寫道：「朝裡有人好做官，牢裡有官好做人。」對於獄所中的描述，也對應起作者在於白色恐怖時期的親身遭遇。面對著種種牢獄之中的苦頭，作者也只能一一承受。
戊戌政變失敗之後，譚嗣同決心已死證明，為了他的信仰而死。幾經與梁啟超之間的爭論，先後又有許多人去與他勸說保住性命。譚嗣同以專諸的母親、田光、月照等人的例子來證明「可以不必死，但他卻要死」一種崇高的精神。更加以證明譚嗣被逮捕前對梁啟超說了一段話：
「唉，卓如，別以為我死了，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沒死的我，你的一部份生命已隨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隨你形影長生。」
專諸的母親為了讓專諸完成一個目的，所以用一死，並且先死給兒子看，使兒子不在為矛盾所苦，沒有牽掛，堅定決心，去完成那個目的。並且因為他的先死，雖然他沒有參予專諸的行動，也不需要他的參加，但是等於參加，他用行動先走一步給兒子看。將自己推到毫無餘地、毫無僥倖的地步。原本可以不死，但他卻要死。這正是譚嗣同所要表達的意思。以死來讓生者覺悟，讓生者更堅定信仰而行。之於梁啟超，之於大刀王五，之於革命，之於救皇上。因為他的死亡，而使他們的精神同在。
佘法師說道：「致齋在心，吃素是一種精神，精神影響了行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錯了。魚與肉叫腥，臭菜─蔥、蒜、韭菜等等─叫葷，大家以為葷是魚和肉，所以吃齋只是不吃魚肉，而大吃臭菜，這是精神上先沒了解吃素的真義；至於有的廟裡大做素雞素鴨，那簡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葷，一點也沒有吃素的本意了。」
不免讓人想起現代人只顧理佛儀式，而漸漸忘記佛法原是導人向善，佛學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廟本身卻是唯物的，大舉興建廟寺，縱使再大再鼎盛，也只是唯物，由心做起。現代將佛法過於有形化，念經、打坐、法會，舉凡各種宗教儀式，四處可見。早已偏離了佛法原本所要傳達的意義。更是有不法之徒打著佛法之名，而四處行騙，更是現今社會的一大詬病。
書中說道：「周朝滅商朝以前，也先問卜，結果竟是不利，大家都害怕了，姜太公把烏龜丟在地下，用腳去踩，說死骨頭那裡知道什麼吉凶？於是周武王還是出兵了。在中國歷史上，除非這種英雄豪傑，沒有人敢打破這種傳統的信仰。」
此段話表達的是只有英雄豪傑敢打破這種傳統的信仰，而對於尋常百姓，也只能相信這種占卜吉凶的方法，是守舊，是傳統，卻也因此而滯留不前，不朝著新的時代與情勢前進，固然不是只傳統不好，也不是全然的無可取之處，而是這種求天助而不自助行為，應該斷然改去，才能創出新的局面。
「佘法師說過：『袁督師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後正好碰上明清兩個朝代，明朝說他是清朝的，清朝說他是明朝的，……個人在群體鬥爭的夾縫中，為了群體犧牲了還不說，竟還犧牲的不明不白。……』如今，輪到康有為自己了。」
「你的命運註定要為時代殉難，你超不過你的時代；譚嗣同精神和身體都早為時代殉難了，你的身體活下來，但是你的精神卻早已同譚嗣同一塊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為一生為了改變再傾頹時代的中國，從一開始上萬言書，因為在朝中無人為他交呈萬言書給皇上，他選擇以退為進，一步步加強自己，先考上舉人，成為進士，受到翁同龢的賞識，借而引薦給光緒皇帝，暢談自己變法的理念，獲得這大好機會。雖然戊戌變法失敗了，但在歷史上也因為為他留了名，他對於時代是有貢獻的，如同普淨所說，康有為為時代殉難了，同譚嗣同一起死去了。
到了最後，他也因為生存在兩個時代變遷中，碰上了清朝，清朝說他太先進，碰上了民國，民國說他太落伍。在夾縫中，他也為群體犧牲的不明不白。被席捲在時代的變遷當中。
李敖先生在這一部小說中，不僅是闡述一個歷史故事，在於鬼神、生死、家國、朝野、情理、常變、因果……諸多論述中，借古諷今，讓讀者可以借由故事而自省，不在沉溺於傳統過去，以及現在社會現象中諸多錯誤。
作者也是身處於一個變動的時代，政治的變動，其實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一直在變動的，沒有停滯不前的時刻，只是留名歷史的，無非不是被時代所及席捲的人物。
